美梦终于成真,初次转播还真有点紧张
整个事情的始末，要从我哥哥孙正一说起。正一比我大两岁，1949年3月出生，是共和国的同龄人。在体育这方面，他不像我这么
我哥哥一直比较喜欢历史，关心政治。1976年周总理去世了，他们单位团支部就去悼念总理，同时也为邓小平呜不平。我哥哥他们顺应了老百姓的这种心声，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总理，在纪念碑上贴诗词。有一首诗流传比较广，就是最早用打油诗的形式、用谐音涉及到了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的诗。这首诗是：
翻案图穷匕首见，
攻击总理罪滔天。
青江摇桥闪鬼影，
反罢河妖红霞现。
“青江”暗指江青，“摇”就是姚文元，“桥”就是张春桥。当时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，没有人能揭竿而起。但这首诗一贴之后，纪念碑四面的人全过来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有人拿着小喇叭大声地念，所有人都聚集在那里，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念，一遍又一遍地传抄。在这之后，才出现了另一首非常有名的悼念总理的诗：
欲悲闻鬼叫，
我哭豺狼笑。
洒泪祭雄杰，
扬眉剑出鞘。
我们家在湖南会馆那个大杂院里不敢说是书香门第，但也算个知书达理、注重知识的家庭。所以很多人对我们家都非常尊重，我父母也愿意去帮助别人，和邻里的关系都非常好，没有人想到我们家会出这样的事情。逮捕我哥哥的时候，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先到了派出所，由派出所的警察穿了便衣，到街道来找街道积极分子林大妈，让她去我们家看看孙正一在不在。我哥哥其实已经有了预感，但他是那种有什么事都自己扛着、不让家人一块受连累的人。他穿了一身工作服，皮带都没系，就系了一个布条子，一个人在小屋里头洗脚，他当时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收拾利落了。他后来对我说，他知道被捕只是早晚的事情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公安局的人来了。他们到了我们家，问我哥哥：“你是不是孙正一？”我哥哥说：“是。”他们说：“你快点洗，跟我们走一趟，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。”我父亲当时在院外的公厕上厕所。我哥哥挺自然地把脚擦干，并没有惊慌，跟我母亲说：“你们别着急，早点休息，我今天可能不回来了。”很显然，他知道自己没法儿回来了。
把我哥哥逮走以后，又来了一批人，给我父母出示了一个所谓的搜查证。让我父母签了个字，他们就开始搜我哥哥的东西。可是我哥哥哪儿有什么可搜的东西，他就是一个热血青年，有很多我们哥俩一起攒的毛主席不同时期的照片，还有一些我们觉得写得很精彩的文章。警察一看没别的，这都是热爱主席的东西呀。我妈妈也没有太慌张，但确实非常想不通，觉得我们这一辈子都是清清白白做人，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父亲觉得事已至此，也别想太多了，如果他真是做了什么，也没办法；如果没做的话，早晚有鸣冤昭雪的一天。
很快，亲戚朋友都知道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在山西上大学的我。我在山西还挺纳闷，我哥哥本来经常给我写信，后来怎么也不来信了？我有时候会给家里打电话，但当时没有私家电话，电话只能打到街道，由街道的同志帮忙叫人。我每次问我父母家里的情况时，他们就说都挺好的，他们也怕影响我的毕业分配。
7月28日――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就赶回了北京。回家见了父亲和母亲，我就问：“我哥呢？”这时候已经瞒不住了，我父亲才说：“你哥哥被抓起来了。”从我父母的角度而言，他们确实不希望我知道这件事。在我刚回来的时候，我父亲还说“你怎么回来了”。一方面北京地震余波未平，还比较危险；另一方面就是怕我哥哥这件事，影响我的分配和心情。然而事已至此，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想进中央电视台肯定是不行了。本来我也只是和人家取得了联系，人家虽然对我比较感兴趣，但中间仍然要过很多道关，现在我已经成了反革命的家属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于是我没再跟父母或任何人提这件事，也没再和中央电视台联系。委托街坊四邻帮我照看父母，我就只身回了山西。
在我返回山西后的第三天，中央电视台就派了两位工作人员到我们街道作外调。两位都是女的，一位叫哈国英，就是日后意大利甲级联赛转播的导演；另一位叫王宗智，是位老导演，现在已经去世了。两个人到街道一了解，这才知道我哥哥的事情。本来哈国英和王宗智是希望看看大家对我家里和个人有什么看法，但我哥哥的事情也让她们感到很意外。她们回去将情况作了汇报，台领导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，那就只能放一放，现在想调进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了。
突然的变故，让我措手不及。等我回到太原的时候，想留在太原的梦想早已是空中楼阁了。我的档案从山西大学调回了运城地区，又回到了稷山县，我一个毫无关系的北京知青只能被分配到离县城15公里的翟店公社中学去当体育老师。我的人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可能进中央电视台，直线坠落到稷山县翟店公社，即使我再想得开，也难免有些愁云惨雾。
毛主席逝世了，那一天是1976年9月9日。到了10月，我哥哥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突然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：“大妈，您知道么，四人帮被抓起来啦！我是听外国广播说的，你儿子孙正一保证没事儿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放出来。”果不其然，只过了一两天的时间，消息就公布了。打倒四人帮，我哥哥不但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，还是一位反四人帮的战士，是一个英雄人物了。
当时，他已经在右安门的半步桥第一监狱旁的预审处关押了半年多。他在那儿一共吃了450多个窝头，但作为政治犯，在里面没有受到任何肉体上的折磨，因为那些小偷流氓、打架斗殴的罪犯对他们这些人还都挺尊重，还很客气。比如说来了洗脚水，让他们先洗；来了饭，让他们先吃。尽管如此，半年炼狱显然不好受，出狱之后，我哥哥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说他“终于能够自由地呼吸空气了”。接着，他马上去北戴河度假疗养，单位给他平了反，恢复了荣誉，恢复了职务。一夜之间，形势完全逆转。
四人帮倒台了,哥哥平反了,我们哥俩开怀大笑
我哥哥已经平反，让我内心又一下燃起了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之火。我又开始提笔给中央电视台写了封信。
信寄走时间不长，人家马上回了信。只是一封很简单的回信，说现在台里的领导层也在更换，我的条件和情况他们都了解了，希望我继续坚持和努力。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们会和你联系的。”于是我在翟店公社中学继续教书，心里日夜盼望来自北京的消息。这时我哥哥给我写来了一封信：
正平：
……
根据中央精神和对天安门事件的意见，部分人举办了学习班。11月11日开班，我是第一班的学员，一共60人。市委批准了市局对我们的处理意见，我已于11月27日下午4点被局和厂接到家，结论是接触审查，注意，不是拘留审查。我们被称为是被审查人员，这和42年延安整风时的处理办法相同。
我因矛头对准四人帮，团籍恢复，工作恢复，工资补发，对今后入党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。口供和笔供我亲手当着领导面烧了，所以对你不会有影响（七月至九月使你受到了影响）。这个精神山西也适用，不知道你们传达了没有。对于事件中打砸烧的人要打击，对于没打砸抢的人教育释放，对于整个事件的真相和性质，历史会作出正确结论。
我的事如果你那边有人知道，就消毒，如果不知道，就不用去谈了。我很关心你的工作问题，如今我的问题解决了，你就不要有后顾之忧了，重点放在联系工作上，一方面请那些人给你帮忙，另一方面自己做准备，熟悉体育，保护嗓子，练嘴皮子，可以练绕口令，读几首诗，学张之的基本功。另一个是要与领导同志多交流沟通，使他们根据你的情况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。还要预防稷山不放你，如果是调干，他们就应该放。
我感觉从长远看，电视台比中央电台有前途，努力争取吧，详情我不知道，你要抓紧。北京消息多得是，这次不写了，从我个人来讲，一定要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。蹲了180天班房，啃了450个窝头，你放心吧，玩命就这一次。2月3日上班，祝你身体好，在解决工作的问题上能够顺利。
正一 1976年12月
1977年的8月，中央电视台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，问我能不能去一趟北京。他们希望现场观察我一下，看一看真实水平。我怀着希望回到北京，现场试录了足球、篮球各半场比赛，排球比赛试录了两局。
一晃近30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三场比
赛的情况。足球赛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，北京队对澳大利亚队。我坐在中央电视台转播室里，老导演张家诚拍了拍四喇叭录音机说：“成不成这可是关键啊。”
几场比赛的录音，我自己基本满意。至于我的条件是否具备，是否有发展潜力空间，只有由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层来定夺了。
在现场广播方面，我一直没有停下来。因为在大学几年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知名度和人际关系，仍然有很多活动和比赛找我去作现场广播工作。
一眨眼又是两年过去了。到了1979年，我从稷山翟店中学调到了太原市铁路一中，算是进了铁路系统。10月，我再次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信，就是想告诉他们，我已经从稷山调到了太原。工作上虽然有了变化，但我的夙愿和梦想一直没有改变。
1981年的2月，在我三十而立之年，经过长达五年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，终于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调令――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电视体育播音员。
（摘自《声涯》，华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版，定价：22.00元）
